武汉权威的白癜风医院 http://news.39.net/bjzkhbzy/170222/5229353.html其实你不懂进化论史钧著.引言论战的源起我发现《圣经》比其他任何通俗的历史，有更多确切可靠的凭据。——牛顿只要你登上高山之巅，放眼远望，只见暮色四合，野云低垂，落日的光芒刺破乌云，长长的雁阵从光影之间悠然飞过。眼前鲜花盛开，远处群鸟起落，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面对如此生动的自然景观，你肯定会陷入沉思：这一切由谁造就？为什么会有人类在欣赏这一美景？人类又从何而来？此类终极问题原本只是哲学家自我娱乐的游戏，后来才变成了科学问题。在达尔文之前，世间的一切都笼罩在诸神的光辉之下，尽管没有任何人目睹确切的神迹。几乎所有古老的民族对人类的起源都有着神秘观的解释：人类或是从海里游出来的，或是女娲用泥巴捏出来的。印第安人甚至认为，人是被一只鸭子用脚上的泥踢出来的。有人干脆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制造的结果。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研究，特别是“平庸地球理论”的观点，外星人倒并不是真的不可能存在。但即便外星人大驾光临，我们仍然会向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起源于哪里？中国人原本最有希望给出正确的答案，我们早就有“腐草化萤”的说法，这其实是自然观的原始雏形。所谓自然观，是与神秘观对应的世界观，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有着自然的起源，而不是超自然力量干预的结果。可惜这些思想都只停留在表面层次，我们只是认识到了“变”，却没有细究其内在原因。中国精英阶层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诗酒书画，虽然手握自然观的强大武器，却仍然与自然科学失之交臂。与此同时，西方精英阶层沉迷于神秘观不能自拔，他们视《圣经》为圭臬，用《圣经》回答一切问题，包括自然的创造和人类的起源。年，英国大主教厄谢尔根据《圣经》计算出，上帝创世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年，具体的时间是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9点。自那以后，万物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然后上帝造出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了夏娃，这两个人不辞辛苦地生儿育女，最后繁衍出满地球的人。这就是神创论的基本观点，是神秘观最重要的代表。正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西方开始流行自然神学，希望通过研究自然来领悟上帝的旨意。在这一信念的驱动下，西方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自然神学家，其中包括众人皆知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所有人都知道牛顿，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研究物理的目的是证明上帝的伟大与造物的精妙。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他只有一半时间在从事科学研究，另一半时间则在钻研神学。他曾亲自用《圣经》提供的信息推算出地球的年龄为六千年。这个数据对自然神学具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导致许多学科不得不在六千年的时间范围内寻找依据，对地理学、物理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都造成了无形的干扰。牛顿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宇宙的运转法则，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却不知道宇宙最初是如何运转起来的。经过不断思考，他最终相信：上帝不但创造了宇宙万物，还设定了运动定律。正是上帝的奋力一推，宇宙才开始按照各种力学原理运转，此后不需要上帝再做任何事情。正因为这一论断，牛顿被看作是“这个世界最接近上帝的人”。此外，伟大的化学家波义耳、《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等人，都是自然神学名家。他们的共同信仰是：上帝是存在的，否则所有研究成果都将失去有效支撑。作为18世纪自然神学的集大成者，神学家佩利出版了《自然神学》，内容涉及天文、物理、生物等几乎所有领域，意图用列举事实的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并感谢上帝为人类的生存而付出了超级智慧。佩利同时还提出了著名的“钟表匠理论”，大意是说：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一块钟表，虽然我们不知道钟表的主人是谁，但我们确切地知道，其背后肯定有一名钟表匠存在，正是这个钟表匠制造了这块结构复杂的钟表。由此推导，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也应该知道，肯定有一个制造石头的人存在。推而广之，像我们人类、动物植物、山山水水，以至于整个地球或宇宙，其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制造者。谁能胜任如此繁杂的制造工作呢？毫无疑问，那个忙碌的钟表匠只能是上帝。正因为如此，像牛顿那样的自然神学者，在了解了精确的自然规律之后，反倒会更加相信上帝。由“钟表匠理论”进而可以引申出“设计论”。“设计论”认为，人体不过是一架精美的机器而已，这种机器绝不是偶然的产物，而应该是设计的结果。至于其背后的设计者，无论如何装扮，都只能是万能的上帝。与“设计论”密切相关的是“目的论”。“目的论”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人类。比如猫是用来为人类抓老鼠的，猪是用来杀了吃肉的，瓜果蔬菜是为了让人类一饱口福的。人体的所有器官也都有自己的目的，比如眼睛用来看东西、鼻子用来呼吸等。这些例子简单易懂，小学生都知道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如果不是为了听声音，我们为什么需要耳朵呢？由于过分强调目的性，“目的论”也必然走向神创论。因为任何目的都必须有最终的设定者，那当然只能是上帝——是他创造了万物，并为万物制定了用途。因此，自然神学者充满信心地宣布：某个智能存在一直在指导着所有的自然事物。这个智能存在，他们称之为上帝。自然神学遭受的第一个阻击来自英国哲学家休谟，他曾一度担任英国副国务大臣，而最让他富于盛名的，当推名满天下的哲学著作《人性论》。休谟对自然神学的态度主要集中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一书中，他指责“设计论”说，如果用高级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无疑是很不完美的，这只能是某个幼稚的神灵做出的粗糙的尝试，然后这个神灵肯定对自己的成果感到羞愧，所以最终抛弃了它。如果非要用这世间的一切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疑这个上帝是个低能儿。虽然休谟的影响很大，但还不足以将自然神学完全打倒。随着时代的发展，神创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最简单的怀疑是，世界各地收集到的动物标本越来越多，动物名录不断变长，一个麻烦随之出现：如此众多的动物，当初挪亚方舟怎么能装得下？神创论者不得不做出回应，他们郑重声明，鸟类和水生动物不需要住进方舟，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空间。尽管如此，动物种类还是太多，方舟根本不够用。而且，有些动物完全不适合挤在一条船上，比如猫和老鼠，还有老虎和山羊。那不是在救命，而是在搞水上野餐。就算不计较空间问题，假设方舟非常大，足以给每种动物提供标准单间，可是世界各地的动物如何能在单一的生态环境下生存呢？北极熊需要寒冷的气候，而非洲草原的斑马需要炎热的气候，方舟到底应该满足谁的要求？就算方舟在上帝的帮助下已经有了强大的空调系统，可当洪水结束后，这些天各一方的动物又该如何从方舟停泊的阿勒山脚下起程，然后远渡千山万水，再次回到各自的家园呢？让北极熊徒步回到北极是不可能的，一路上无鱼少肉，不说热死，饿也饿死了。麻烦还没完。由于建造公路和开采煤矿，欧洲挖出的化石越来越多，表明很多动物都已经消失了。特别是巨大的恐龙化石，给人们造成深刻印象的同时，也让人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如此明显的庞然大物，上帝居然视而不见，《圣经》中居然完全没有提及恐龙。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动物为什么会消失？上帝费尽心机创造了这些生物，难道就是为了让它们消失吗？神创论者不得不再次给出解释，他们的解释很简单：那些消失了的动物，都是在大洪水中淹死的。就算是这样吧，反正恐龙确实太大，估计挪亚方舟也装不下，活该淹死。可是显微镜又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人们见识了前所未闻的微小生物，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大大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可是这些小东西在《圣经》中也从没被提起过。难道上帝也像人类一样，此前根本不知道微生物吗？难道微生物根本不是上帝创造的吗？如果不是上帝创造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自然生成的吗？这些疑问不断堆积，由此引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生命可以自然生成，又何必劳烦上帝创造呢？如果其他生物可以自然生成，人类为什么不可以？自此神创论左支右吾、疲于奔命，只能胡乱解释各种难题，局面一度相当尴尬。屋漏偏逢连夜雨，生物学的麻烦还没有解决，地质学又给神创论带来沉重一击。年，地质学家赫顿出版了巨著《地球理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为地质学研究制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引用超自然力量。自此以后，大洪水和上帝之手对地质学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小。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著名地质学家赖尔于年出版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地球演化的“均变论”，用以反对当时流行的“剧变论”，后者是神创论支持的观点，大洪水就是“剧变论”的证据。赖尔用大量事实证明，地壳变化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或巨大的灾变来解释，而只需要依靠最平常的自然力量，比如风雨雷电、水流冰川，或者再来一些火山地震之类的运动，经过长期积累，最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珠穆朗玛峰就是这样一点点生长起来的，曾经的浩瀚大海，现在变成了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的皑皑雪山。沧海桑田，就这样不停地变换着。麻烦在于，如果“均变论”成立，地质变化速度非常慢，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结果：地球存在的时间被大大拉长了，从《圣经》认可的几千年延长到了几千万年，否则就没有时间演变出如此高的山峰和如此深的海洋。而如果地球真的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上帝的影响就会被稀释，直至消除。时间提供了一切可能，就算没有上帝的干预，自然也可以照样运行。自然观的影响就这样不断扩大，渐渐威胁到了神秘观的权威地位。尽管如此，神秘观并没有走下神坛，直到进化论出现，才给了神秘观致命一击。一方面，进化论直接把超自然力量排除在自然体系之外，成为自然观的集大成者，与神秘观形成了直接对峙。另一方面，由于进化论听起来易于理解，同时也易于反驳，男女老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大多毫无意义，却能诱使更多的人对进化论展开思考。就像滚雪球一样，意见越来越多，观点也越来越复杂，这时人们才发现：进化论容易理解只是表象，它的核心内容极难准确把握。正因为如此，才不断有人指责进化论是谎言。进化论的忠实支持者不得不与来自各方的非难进行着不懈的斗争，特别是与神创论之间的论战最为畅快淋漓。原因很简单，敌对双方的科学素养不在一个层次。多数论战只与知识有关，而与道德无关。与此同时，更具有吸引力的论战发生在进化论内部，各派学者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开展了毫不留情的互相攻击：关于性选择、关于利他与自私、关于群体与个体、关于基因与行为、关于生命大爆发与大灭绝、关于渐变与跃变等。每一个话题就是一个战场，每一个战场都分为几派，每一派学者都学富五车、智力超凡。他们之间的论战辛辣而刻薄，同时充满了智慧的光芒。这是一场跨越了三个世纪的战争，参与者为了各自的信仰吵成一团。论战的主题纷繁复杂、满天星坠；论战过程伴随着主题的不断变换和角色的瞬间转移；论战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温文尔雅、充满理性，有的则短兵相接、野性飞扬。更重要的是，有些论战至今仍没有决出胜负，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继续发表意见。大家都认为真理在握，并为对手的冥顽不化而冷笑不已。这是一个不以胜败论英雄的时代，这场战争最终带来的是科学的进步和人类自我意识的提高。了解这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拓宽视野，领略前所未有的思维冲击。无论胜负，每个渴求真理的人都应该了解这场百年论战。那不只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智慧的狂欢和精神的洗礼。这将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伟大战争。第1章拉马克吹响号角观察自然，研究万物，寻找背后的普遍联系和规律，认清事物发展的方向，是追求科学知识的唯一途径。——拉马克真正吹响号角向神秘观宣战的科学家，不是哥白尼，也不是伽利略，而是被严重低估的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他是第一个试图用严谨的逻辑把上帝拉下神坛的人。年，拉马克出生于法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家中兄弟十一人，他排行垫底。年幼时家里没钱供他读书，大概他也没兴趣读书，却对战争情有独钟，曾骑着一匹老马参加过德法七年战争。根据拉马克自己的说法，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连队军官全部阵亡，他勇敢地接过了指挥任务，带领大家奋勇冲锋，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段经历可能有吹牛的成分，就像所有老兵都喜爱夸大自己的战争经历一样，不过真假并不重要，反正他挺过枪林弹雨活了下来。退伍以后，拉马克在巴黎的一家银行当上了小职员。没多久，他开始学医，四年之后辍学，转而学习植物学，并有幸结识了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卢梭。卢梭是自然神学的支持者，经常和拉马克一起散步聊天。和哲学家聊天总是值得吹嘘的事情，他对此从不隐晦。毕竟，那是写下《忏悔录》的卢梭，又不是随便陪人吹牛的流浪汉。所以拉马克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卢梭的名字，不过也仅此而已。拉马克兴趣广泛、不善谋生，颇有天才气质，学习了一点儿科学知识之后，特别是受到了大哲学家卢梭的开导，从此对人生天地有了新的看法。他立即制定了庞大的研究计划，许多计划都因为过于宏大而不可能完成，比如他想搞出一个宏观的总体理论，可以概括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本原则，解决自然科学的所有问题。当然他没有成功，但这些想法至少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这些伟大想法的激励下，拉马克不久就出版了《法国植物志》。非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科学价值的话，那就是引起了著名学者布丰的注意。当时布丰担任法国巴黎植物园主任，身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兼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德国和俄国的科学院院士的他，具有强大的学术影响力。毫无疑问，他对植物学极为熟悉。更重要的是，布丰同样有着宏大的研究计划，他把牛顿视为偶像，准备像牛顿研究物理那样研究生物学。布丰正在编写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非常需要拉马克这样的助手，所以他为拉马克在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找了一份工作，使拉马克可以专心研究植物。而布丰的许多观点，也对拉马克产生了重要影响。布丰一度相信“自然发生论”，认为动物和植物并非上帝创造的结果，而是由自然演变而来的。他甚至认为，人也是一种动物。如果只看面孔，猿猴是人类最低级的形式，除了灵魂以外，它们拥有人类的一切器官。但受到时代的限制，布丰并没有完全摆脱神创论的影响。他只是说，如果不是《圣经》的明示，我们可能要为人和猿寻找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观点尽管略显含糊，仍然足够惊世骇俗，所以《自然史》于年刚一出版，就立即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巴黎大学神学院。他们指控布丰离经叛道，威胁要对他进行宗教制裁。布丰很聪明，他知道宗教制裁意味着什么，所以立马给神学院写了一封投降书，声明自己无意对抗《圣经》，对上帝绝对虔诚，并保证《自然史》再版时，他将把这封信刊登在卷首，以此澄清自己的立场。此后布丰就乖多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上帝，表明自己对上帝的敬畏。在私下里，他却经常对朋友说，只要把上帝换成自然的力量，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如果说布丰在《自然史》中已经表达了进化论思想，可能有点儿冤枉他了，或者说是抬高了他。其实布丰的思想很奇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但不支持进化思想，反倒是支持退化思想。因为布丰并不认为高等生物是由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而是认为低等生物由高等生物退化而来，比如马退化而为驴，人退化而为猿猴等。这是一种奇特的观点，但如果考虑到布丰受到自然神学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上帝创造了人类，随后这些生物在历经自然的磨难之后，就像用久了的机器，退化是必然的结局。所以退化观是迎合自然神学的怪论。如果布丰有充分的时间研究这些问题，或许他会取得某种突破。可惜《自然史》出版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很多知识分子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布丰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进化论的思考也戛然而止。有人评论说，布丰一生都在进化论的边缘徘徊，可惜他缺少向进化论发起最后冲刺的运气。其实不是运气或勇气的问题，而是当时的知识积累尚不足以支撑布丰发起最后的冲刺。不过他已经为进化论思想培养了一位优秀的接班人，那就是拉马克。拉马克要比布丰幸运，他的肉体不但在大革命中保存了下来，他还被革命者拉去撑门面，做起了新政府的动物学教授，具体工作是研究蠕虫。就这样，植物学家拉马克转而开始研究动物。当时他已年近五十，仍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研究中，并且爆发出了惊人的研究能力，让动物学界大吃一惊，并于年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拉马克对“蠕虫”这个名称并不满意，于是他首次把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把所有蠕虫都归入无脊椎动物名下，与脊椎动物平起平坐，相关研究自然也提升了一个档次。拉马克很快发现，无脊椎动物其实很有趣，它们不但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事实上是研究进化论的极佳样本。他从乱七八糟的无脊椎动物种类中看出了物种变化的总体趋势，尽管不甚明朗，但总体方向绝对没错。为此，拉马克在年给学生上课时，已经修改了自己的讲义，不再说生物是不变的，而是明确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只不过还缺少有力的证据。正巧当时博物馆有一位研究人员去世了，把自己收集的各种软体动物化石都留给了拉马克。拉马克在研究这些遗物的时候，对软体动物化石进行了认真归类，意外发现了一条变化规律，那些化石与现存的软体动物极其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其中可以排出一条线性的进化关系。这让拉马克认识到，动物可能处于变化之中，而不是如神创论宣传的那样永久不变。当时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完全是替上帝着想的结果——上帝不可能不厌其烦地创造出如此名目繁杂的小动物来。年，拉马克出版了《动物学哲学》，开始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想法。他在书中详细讨论了动物的分类与进化过程，完整地提出了进化理论，那就是著名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在拉马克的理论体系中，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相辅相成，没有用进废退，就没有所谓的获得性，当然也就无从遗传。用进废退的思想明确指出物种可变，可以“进”，也可以“退”，这和神创论坚持的物种不变观点产生了直接的矛盾。拉马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宗教势力烧死，所以采取了聪明的方法进行自我保护——他没有集中提出明确的观点，而是分散零碎地表述了某种思想，让对手摸不着头脑，抓不住重点，自然也就可以让自己免遭不必要的攻击。现在我们可以安全地总结拉马克的观点。简而言之，拉马克认为，生物会对环境做出反应，这就是用进废退。随着环境的持续影响，生物习性也会随之改变，并且这种改变会遗传下去，这就是获得性遗传。支持拉马克理论最好的证据是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如果戴围巾，需要好几米的布料才行。如此特别的性状，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拉马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回答了另一个问题：长颈鹿的脖子是怎么长那么长的。在拉马克看来，长颈鹿原本是矮个子，因为低处的树叶不够吃，或者抢不过别的动物，矮颈鹿的祖先不得不拼命伸长脖子去吃更高的树叶，结果脖子越伸越长，终于变成现在这么长。这就是“用进”。此外还有“废退”的例子，比如裸鼹鼠的眼睛。裸鼹鼠长年生活在地下洞穴中，各种器官从头到脚，基本都适应了地下生活的需要，特别是眼睛，成年以后就深深陷在皮肤下面，视力完全退化。如果裸鼹鼠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就会因为光线刺激而造成神经紊乱，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因为没有光线，所以视力退化，这就是典型的“废退”。从表面上看来，“用进废退”的例子到处皆是，比如深海鱼类因为长年不见阳光，所以眼睛都退化了。鸵鸟的腿因为经常跪在滚烫的沙漠上，膝盖上长出了厚厚的胼胝质，也就是老茧。而令人惊奇的是，还在卵中没有出壳的小鸵鸟腿上也有胼胝质，所以这被看作是支持拉马克理论的重要证据，证明后天获得的性状似乎真的可以遗传下去。正因为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与人们的直观印象一致，显得特别容易理解，因而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直到现在，生物老师还在非常费力地解释拉马克的理论为什么错了，而学生依然表示无法接受。下文中我们会深度分析麻烦出在哪里。拉马克根据自己的理论，强烈反对物种概念。他认为物种只是人为制造的假象，事实上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物种。根据用进废退理论，所有的生物都处于连续的变化之中。物种之所以看上去独自成形，与其他物种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因为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标本来填补物种与物种之间的链条。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必定存在着介于两个物种之间的模棱两可的动物。当所有物种收集齐备以后，就可以看出生物界是由一连串过渡形态的生物组成的进化链条。反对物种概念的不只是拉马克，布丰也持同样的看法。但布丰和拉马克的逻辑不同，他只是简单地认为物种就是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个体。无论哪种动物，每个个体都和其他个体不一样，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狗，也没有两只完全相同的猫。所有生物都会因环境、气候、营养的改变而改变。为此布丰猛烈抨击了林奈的分类学，因为分类学完全建立在物种概念之上。布丰认为，林奈除了给动植物起名字，其他什么都不懂。拉马克无疑受到了布丰的强烈影响，然后又影响了其他人。直到现在，仍有生物学家认为物种确实不存在，那只是人为研究的需要，而不是自然的本质。拉马克认为，既然所有物种都处于连续变化之中，那就无所谓灭绝。根据他的推理，所有物种都没有灭绝，它们只不过是从一个物种转变成了另一个物种而已。而物种不灭的观点事实上为神创论解决了一个难题——如果许多动物都灭绝了，那为什么现在仍然存在大量动物种类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灭绝的动物越来越多，现存的动物应该非常少才对啊。为了解释这一难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上帝并没有休息，而是一直在创造新的物种；二是上帝确实休息了，那些新的物种其实是由旧的物种进化而来的。拉马克的方案，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动物消失了，而有的动物在不断涌现，因为物种之间可以自行替换。如此一来，上帝就可以安然享受闲暇的时光了。尽管拉马克花费了较大精力推广自己的理论，但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布丰已经不在人世，拉马克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还遇到了一位强大的反对者，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动物学家居维叶。特别是在拉马克死后，他遭到了居维叶的无情攻击和打压，并直接导致拉马克的理论被彻底埋没。居维叶是与布丰齐名的科学天才，自小家庭富裕，受到过良好的科学教育，四岁就能读书，过目不忘，世称神童。他十四岁进大学，得到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加上天生的学习热情，十八岁就已名声在外，年纪轻轻就已出任诺曼底大学助教，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开创了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动物分类学等研究领域。同时，他还是颇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拿破仑关系密切，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第二”。与同时代的科学家一样，居维叶同样信奉自然神学，他研究生物不是为了推翻《圣经》，而是相反。他的基本思想与《圣经》高度一致，比如居维叶坚信，所有物种自诞生以来就一成不变，就算大量出土的动物化石，也没能改变他的看法。当时巴黎因为市政建设的需要开辟了许多采石场，意外挖出了大量化石。居维叶受政府委派，对采石场化石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发现采石场的地层可以分为五层，每一层的化石都不相同，其中最上层是淡水动植物化石，第二层以海洋贝壳类生物为主，第三层又是淡水生物，第四层又是海洋生物，最下面一层，也就是第五层，则包含淡水贝壳类化石。通过如此复杂的化石分层现象，居维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巴黎地区曾经数次被海水淹没，当地所有陆生生物都灭绝了。海水退去后，淡水生物才得以重新归来。数度反复，才出现了如此奇特的地层化石结构。根据这个判断，居维叶提出了著名的“灾变论”，也就是说，在地球历史上曾经周期性地出现大灾难，因而造成了生物种类的大更迭。居维叶通过对化石的分析，判断乳齿象和猛犸象等大型动物都已灭绝，低等动物的灭绝数量更是惊人，这是科学界第一次承认动物灭绝。为了捍卫《圣经》的权威，居维叶必须给生物灭绝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于天才的居维叶来说，此事并不困难，因为他还发现，不同地质层面的化石明显呈现不断复杂化的趋势，最底层只有原始的腔肠动物化石，上层则出现了鱼类等脊椎动物，直到最上层，才出现了哺乳动物。如果居维叶根据这些化石线索进一步思考，就可能得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可惜的是，受到自然神学的影响，居维叶就此止步。他仍然坚信物种不变论，并对那些化石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生物确实在灭绝，而低等生物的灭绝，恰恰是为了给高等生物腾出空间来。直到五千年前的那次大洪水，也就是最后一次大洪水，是上帝在清空舞台，为人类上场做准备。居维叶还发现，埃及木乃伊的骨架和现代人完全相同，这让他深信，物种在四千年内确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既然如此，进化当然无从谈起。居维叶对自己的理论非常满意，因为在“灾变论”与“物种不变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自洽——既然物种不会变，当然不会从低等生物变成高等生物，那么低等生物只能灭绝，而大灾难正好能造成大灭绝。两者相互需要，一拍即合。所以在今天看来，居维叶的结论虽然不可思议，但在自然神学的范畴内其实非常合理。他所倡导的灾变论也成为神创论的重要理论工具，后来与进化论开展了漫长的论战，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而与巴黎科学院另一位重要学者圣提雷尔之间的论战，进一步坚定了居维叶的信念，导致他在背离进化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圣提雷尔是布丰的学生，同时也是拉马克的好友，早年受过教会教育，不久转攻博物学，成为法国著名的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二十一岁时已成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教授，而当时的居维叶还籍籍无名。为了能到巴黎工作，居维叶曾特意将自己的论文整理后寄给了圣提雷尔，请他指导。圣提雷尔对居维叶的研究非常欣赏，于是向博物馆大力推荐，并将自己的很多标本送给居维叶研究，其中包括圣提雷尔亲自跟随拿破仑从埃及带回的木乃伊。从这种意义上说，圣提雷尔甚至可以说是居维叶的科学引路人。此后，居维叶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拉马克和圣提雷尔成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三巨头。与拉马克一样，圣提雷尔受到布丰思想的强烈影响，也主张物种可变，因而在此问题上与居维叶出现了明显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生物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由于坚信物种不变，居维叶推断：生物的所有结构都对应特定的功能，即所谓一物一用。什么样的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结果，比如心脏用于输送血液、肺腑用于呼吸等。所有这些结构都绝对精确，没有无用的器官，也没有退化的器官，因为所有器官都出自上帝之手。上帝不可能造无用的器官，更不可能让器官半途退化。正因为所有器官都执行某种特定的功能，所以整个生物体才会适应环境。就像钟表要想正常运行，其中的每个零件都需要有自己的功能一样，没有哪个零件可以随手扔掉。圣提雷尔根据物种可变的原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大自然原本给所有动物都配置了相同功能的器官，并且数量相等。只是由于不同的环境会对生物造成不同的影响，这样才有了动物的多样性。正因为如此，生物结构的功能也是可变的，否则无法应对变化的环境。圣提雷尔甚至认为节肢动物的分节附肢和脊椎动物的分节脊椎源自同一种结构，它们原本都有相同的功能。他据此提出了“同功器官”的概念，和现在通行的“同源器官”概念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指结构不同但功能相同的器官。由此可见，圣提雷尔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由于圣提雷尔与居维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终于发展为公开的论战，那就是著名的巴黎科学院论战，论战的焦点正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年2月15日，在法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圣提雷尔当众宣读了自己学生的论文，对比了头足动物与脊椎动物的解剖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乌贼和狗的解剖结构，并认为两者有相同的基本设计。圣提雷尔以论文为切入点，向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论文中谈到的脊椎动物具有同一结构的观点，与自己一贯的见解相符：有的结构可以有多种功能，比如鲸鱼的前肢与人类的前肢，虽然结构相同，但功能完全不同；而有些不同的结构，可以完成相同的功能，比如蝙蝠的翼手和鸟类的翅膀，都具有飞行的功能。而且圣提雷尔认为有些器官的功能已经退化，似乎并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既然如此，在结构与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但圣提雷尔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他居然认为所有动物都来自一个统一的结构，甚至认为节肢动物的外骨骼与脊椎动物的骨骼和肋骨相当。在此基础上，圣提雷尔做出了一个重大假设：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都有相同的起源。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都是正确的，甚至是进化论的基础，但当时圣提雷尔没有占得先机，因为他的观点超出了当时的理解能力。普通听众很难理解，一只猫怎么可能和蜈蚣有着相同的起源呢？圣提雷尔有苦说不出，因为他还没有得到细胞与基因理论的支持，具体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同的生物会有相同的起源。他只能强调思想的作用，也就是从内在的逻辑出发，推导出这个结果，但推导过程并不能令人信服，因此遭到了居维叶的强力反击。居维叶早就把动物界分为四大类。一切动物都可归属于四大门类，彼此没有先后之分，都是上帝创造的结果。既然如此，各大门类各安其位，并不存在谁进化成谁的问题。基于这个逻辑，居维叶对圣提雷尔的观点进行了一一反击。那是一场漫长的论战。法国科学院大厅内常常座无虚席，大家都在聆听两位科学家的口水仗，就像观看话剧一样津津有味。直到年5月13日，巴黎科学院论战才告一段落，因为那天居维叶去世了，科学院也因此而宣布居维叶胜出，毕竟他的观点更符合《圣经》的主张。居维叶的胜利虽然压制了圣提雷尔，更大的影响却落在了拉马克头上。因为物种不变论和物种可变论是一对不可调和的死敌。居维叶原本曾一度支持拉马克的想法，但在宗教势力的高压下，他聪明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与拉马克彻底决裂。当初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出版时，立即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巴黎大主教从中读出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亲自去找拿破仑，要求对拉马克予以严厉制裁。拿破仑把此事交给居维叶处理，希望拉马克能像布丰那样，公开声明自己无意亵渎上帝和《圣经》，并收回一切与《圣经》相违背的言论。居维叶按照拿破仑的指示去找拉马克，他暗示拉马克，如果不做让步，后果不堪设想。没想到拉马克一口回绝了居维叶，他拒绝因为宗教原因而改变自己的科学原则。居维叶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到拿破仑面前添油加醋地评论了一番。拿破仑勃然大怒，立即命令法国大学管理部门将拉马克除名，同时停止其所享受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的一切待遇。居维叶为了迎合拿破仑，对拉马克的进化理论竭尽嘲笑之能事，指责拉马克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受居维叶的影响，当时一大批学者都对拉马克展开了无情的攻击。在他们眼里，拉马克无疑是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小丑。拉马克因此身败名裂。年冬天，拉马克心情落寞地离开了科学院，和小女儿搬到巴黎东郊的平民区居住，依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甚至双目失明，百病缠身。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而是借助女儿的笔录坚持写作，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他对自己的遭遇并没有感到后悔，曾说：“科学让人受益匪浅，还能让我们感到温暖和纯洁，以弥补生命中不能避免的苦难。”年12月8日，拉马克在巴黎与世长辞，享年85岁，遗骸被埋葬在蒙巴纳斯的公墓。他生前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人们不要
